有人发消息问我补牌的实战到底能不能赢，我没法回答。我只知道我这几年赢过一阵子，也输过一阵子，回头剩下的钱跟刚入门那会儿差不多，多的只是一本本子。
两边的限额设置不一样，手机上默认给的是小额档。小额档容易让人放松警惕，一晚上下五六十手，加起来跟一张大台的份数差不多，甚至更多。限额低不等于风险低，份数没定好，多小的档都能输穿。
带人的人往往有个盲点：他会不自觉地替自己的打法找证据。你跟着他学，学到的是结论，不是推导。我后来把每个决定写下来对照，才发现很多结论是空的。
我记路单用两种颜色的笔。黑笔画庄闲，红笔只画和跟换靴的线。红笔用得少，一靴下来也就三五处。红黑一分开，回看的时候眼睛不累。
摊开之后最明显的是我自己的节奏，不是牌的节奏。哪几靴纸画得潦草，哪几靴画得工整，一看就知道那天我是急还是稳。工整的靴多半输得少，这个对应关系挺扎人。
两种颜色够用，实心闲空心庄，和用别的记法。颜色少反而好读，一眼扫过去密度就出来了。大路那边列高列矮还得数，珠盘不用数，看色块就够，省下的注意力放在落点上。
上一张纸我复盘了三遍才对上账，纸上的记录和我记忆里的差了整整两列。差在哪儿最后找到了：我把两次去同一台的时间记混了。没有纸，这个错会一直留在我脑子里当经验。
路子说到底是个习惯。习惯画，习惯看，习惯在看不出来的时候坐着不动。它不给答案，它只让你在等的时候有点事做，不至于乱下手。
两台并行要提前定好谁是先死的那台。我的做法是副台的止损额度只有主台一半，副台先停，主台还能撑。不预设顺序，到头来往往是两台一起崩。顺序先定好，崩的时候才有个先后。
赢了之后最想干的事就是加注，因为那笔钱输掉也不心疼。我现在的办法是先换成现金塞进兜里，兜里的钱和桌上的筹码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塞进去之后就不太想再拿出来了。
本金和赢的钱需要一个物理动作来分隔，光靠想是分不开的。我的动作是数筹码，把赢出来的那部分单独摞一叠，摞到十份就换现金。摞的动作比想的过程可靠得多。
手机里的钱我当它不存在。这话听着自欺，但确实管用，因为不当它存在，输红眼的时候就想不起它。想不起它，那笔钱就真的留下来了。我把它当成不存在，它就真的在一次次犹豫里留下来了。
赢来的钱在我脑子里跟本金不是一个颜色。本金是灰的，赢的是红的，红的这部分我允许自己乱花，灰的碰都不碰。这个划分不理性，但它管用，输回去的时候我还有东西守着。
上限和最低注的比值，决定这张台适合什么打法。比值小于十，适合平注；比值大于三十，才有倍投的空间。这个比值我在本子上记了两年，选台先看它。
二十一点能算，是因为牌值有正负，A和十对玩家有利，小牌对庄家有利，剥出来的偏差直接变成决策优势。百家乐没有决策，补不补是规则定的，你只能押，牌的信息只能变成概率差，那个差小得多。
有些荷官会在发牌前拍一下牌靴，把牌震下去。这个动作被很多场子禁止，因为震动会让牌错位。看到有人拍，我就知道这家培训不到位，拍靴的声音我听得出来。
有些荷官会在发牌前拍一下牌靴，把牌震下去。这个动作被很多场子禁止，因为震动会让牌错位。看到有人拍，我就知道这家培训不到位，拍靴的声音我听得出来。
熟客会替荷官说话。有一回机器卡了，旁边的人催，一位老先生说别催，让他按流程来。荷官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这一眼我在对面看得清楚，之后那两靴他发得格外稳。
我在一层看到过两种极端。一种是全程没人说话,安静得像图书馆;一种是每把都有人喊。前者打久了人发闷,后者打久了人发燥。我现在会挑那种有人低声聊两句但没人喊的台子,中间那种。
沿海那边的场子人多，什么口音的都有，桌上说话要压着。内陆的场子人少，一晚上就那几个熟脸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台的报数，连谁输谁赢都听得出来。
牌靴换了以后桌面会安静一小会儿。所有人都在看新拆的牌,像看一件新东西。这时候如果有人马上加注,我反而会缩一手。他的信心不是从牌来的,是从换靴这件事本身来的,这种信心没有依据。
我现在挑台的标准就三条:人不超过六个,背后是墙,荷官的手法我看了三轮能看懂。三条都满足的台子不多,一晚能遇上一张就不错。遇不上我就走,不在将就的台子上打。
酒精加上疲劳，是两个都会降低自控力的东西叠在一起，叠加不是相加。我唯一一次一晚上输掉四份，就是喝了酒又没睡，一直坐到天亮。
新台子上我的注码会不知不觉回到入场时的水平，因为换地方给了我一个重新定标准的错觉。定完标准，我就又从大的那一档开始押，押得比刚才那张台还硬。
我还在改，改得很慢。有些话半年前写在这本子里，现在看像另一个人写的，那个人比我敢下判断，也比我敢下注。我不太确定哪个更好，大概各有各的代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