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份变一份用了四十分钟，一份变五份我没见过谁做到。庄闲的要点的快慢不对称，这个不对称比任何路单都值得记。往上走要几十手，往下掉只要三把，这个账我抄在扉页上。
抽烟区的烟灰缸换得勤，一晚上换七八回。服务的人走过来不说话，把缸一换就走。这种沉默的服务我挺喜欢，比问你要不要加水强，问一句你就得抬头应付一下。
换台的时候荷官会说一句那边也不错。这句话听着像介绍，实际是他不想你在这儿输下去。我听过两次，两次都换了，事后都觉得该换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。
我从不跟荷官攀交情。不是清高，是我知道自己一旦熟了，收手就难。看见他辛苦，我会多坐一会儿，多坐一会儿就多输一点，这个账我算过，算完就学会了点头不说话。
手工洗牌的台子洗得再花，也洗不干净。八副牌洗完，上一靴的牌序还留着影子，尤其那种把牌分成几叠交错插的洗法，牌与牌之间的相关性没有完全打散。剥牌在手工台上还有一点空间，原因在这。
说到底，上限改变的是你能不能把负期望摊到很多手上。摊不开，方差就集中在少数几手，那几手的手气就变成了结果。这才是上限真正的分量，这句话我写在笔记本第一页。
赢了之后最想干的事就是加注，因为那笔钱输掉也不心疼。我现在的办法是先换成现金塞进兜里，兜里的钱和桌上的筹码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塞进去之后就不太想再拿出来了。
一倍两倍四倍这条线，我算过一次完整的。从一百起，连输十口要压进去十万零二千三百。而十口连输在一个晚上出现并不稀奇，我亲眼见过十四口单跳。倍数长得比你的钱快，这就是它的问题。
只看不下是能做成的，但要有人陪你演这出戏。我坐在两百的散台上一手没押，荷官问过两次要不要换筹码，我说先看看。看完一靴站起来，腿有点发麻，脑子比下了注还累，累在一整靴都在给自己讲道理。
长龙最考验人。四连庄的时候我不敢跟，等到八连庄冲进去，往往就是断的那一手。后来我改成只在前三手跟，断了就走。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，这话在长龙上最实在。
五百块能不能玩，能玩但玩不久。本金越小，被一波正常波动打穿的概率越高，这跟技术无关，跟数学有关。我见过拿三百块打出漂亮一晚上的人，第二天就再也坐不回来了。
我在输钱的当晚改过一次注码表，把上限往上调了两格。调的时候很冷静，还认真写了理由，像是做了一件负责的事。事后看那份理由，全是给报复提前开好的发票。
路上那段聊天的内容很重要，说什么往往决定了进场之后的状态。聊赢的时候我就想打大的，聊输的时候我反而会小心一些，虽然也小心不了多久。
火气一上来，我就把手从桌上拿开，放到腿上，等荷官洗完牌再放回去。手离开桌面那几十秒，火气会降一点，够我想起本来打算什么时候走。
我现在的钱包里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我上次输光的日期和金额。不是为了吓自己，是因为我记性太好，输完三天就能把那笔钱记成学费，然后再交一次。
我一开始把珠盘的一格当成一靴，画得整张纸就六个格。后来被人指出来才改。这个错犯得挺蠢，但它说明一件事：不看规则就动手，画得再整齐也是错的。
每靴的转折点我都标出来，再对一下当时押了什么。结果挺难看：一半以上的转折点我是反着押的。看清这一点之后，我下注的次数少了很多，人也没那么燥。
路单还能提醒你那天坐了多久。纸上的列数就是时间，一靴二十列跟一靴十列，身体的消耗完全不一样。翻纸的时候我才发现，输得最狠的那几次都是列数最多的。
我不主张当场补太多。桌上补路占的是你的注意力，一手补一手押，两头都做不好。我的做法是把错的记在纸边，等换靴了坐下慢慢补，补的时候脑子是清的，手也不会伸出去。
一个没解的问题：为什么换一副新牌，桌上所有人的下注会同时变重。没人提过这件事，可我在六七个台子上都看到过，一次都没例外。例外一次我就信这是巧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