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打了二十年，赢的时候没记过账。”一个老头边洗牌边说，东北的打缆上这话我信，赢的时候人记的是心情不是数字。输的那几次他倒是记得清清楚楚，连第几手都说得出来。
节假日最明显的是钱换得急。兑换处排队，一个人捧着现金站在那数，后面的人催。催出来的钱花得也急，我见过不少人刚换完坐下就大注，半小时就没了，站起来走的时候还在摸口袋。
大厅的散台和包间之间隔着一道门,进了门声音就换了。外面是筹码碰撞和人说话,里面只有空调和荷官报数。我第一次进包间时特别不习惯,那种安静会让人把自己的心跳听得太清楚。
我认识一位老哥，坐下先抬头找摄像头，找完才摆筹码。他说这只是习惯。我后来也学会了，不是怕，是知道自己的动作有人在看，下注会稳一点，手也不会乱伸。
换班时新荷官第一件事是核对面额，第二件事是看牌靴里剩多少。这两件事做完，他会抬头扫一圈桌上的人。这一扫很快，但我对上了好几次，对上之后我下注会更小。
牌靴换了以后桌面会安静一小会儿。所有人都在看新拆的牌,像看一件新东西。这时候如果有人马上加注,我反而会缩一手。他的信心不是从牌来的,是从换靴这件事本身来的,这种信心没有依据。
第七靴的时候我通常会把注码降到一半。不是迷信，是坐到那个点，人的判断已经开始靠感觉。降到一半不算认输，是给自己留一个还能思考的余量，输也输得慢一点，不至于一把就没了。
写线的时候要写具体，别写今天少输点这种话。我的纸上写的是数字加时间：晚上十一点前，输到一千八就走。数字管钱，时间管人，两条一起才拦得住。
借五千说今晚周转明天就还的，我遇上过。我给了，然后我们两年没说话。钱后来是还了，关系没还回来。借钱上桌的利息不是钱，是后面的所有来往。
止盈之后我有个规矩：当天的钱当天转走一半。赢了两万，转走一万，剩下一万继续玩。转走的那一万才是真的，桌面上那一万随时会变回筹码。这个动作做了三年，账户才第一次有了余额这个概念。
三张一样的叫豹子，概率零点二四。同花顺是零点二二，紧挨着。这两个数决定了豹子比同花顺大一点点。差的那零点零二，就是定规则的人留的分寸，所以别跟比豹子较劲。
说到底，上限改变的是你能不能把负期望摊到很多手上。摊不开，方差就集中在少数几手，那几手的手气就变成了结果。这才是上限真正的分量，这句话我写在笔记本第一页。
倍投的问题不在数学，在心理。你连输五手的时候押的是十六注，这时候人已经不在算概率了，在算还能撑几手。这一把押出去之后，无论输赢，都很难按原计划收手。
牌靴前面那块挡板，正规场子是透明的，能看见剩余厚度。有些台改成不透明的，理由是防止算牌。这类台我不太喜欢坐，看不见剩余张数，很多判断没法做。
牌多不代表赢面大。三张牌的点数取个位，牌越多越容易溢出减十，反而把大点数削掉。手上两张九点，补一张任何牌都不会更好，这就是不补的道理，这叫规则的狠处。
人在输的时候听不进劝，但听得进另一句话，就是下一把换个方向试试。这句话不说停，只说换，所以它进得去。我后来发现它比任何劝阻都危险。
我现在的做法是进场前先问自己睡了几小时，低于六个就直接回家。这条最难执行，因为累的时候人特别想找个地方坐着，坐下就不想动了，有几次我在楼下站完还是上去了。
连输的时候人会变得很快。快着押、快着看牌、快着换台，快到没有一秒钟是用来想的。我后来强迫自己在每次押注前默数三下，数完还押，但至少那三下让我知道我在押什么。
旁观者最影响我的时候不是他说话，是他叹气那一声。一声叹气能让我把想好的注改小，改小之后又后悔，于是下一把直接加倍补回来。
排列的密跟台的出牌速度有关系。快台子一靴三十手，格子填得快，两列就满了；慢台子一靴十来手，一列都填不满。同样是齐整，快台的齐整和慢台的齐整不是一回事。
双跳看着像单跳的孪生兄弟，节奏差一截。庄闲闲庄闲闲，两个一组，走得慢，断的时候也慢。我一般等它走满三组才开始算，走不满三组就当噪音。三组是个经验数，说不出道理，但比只看一组靠谱。
我怀疑所谓的迹象有一半是自我暗示。你想它断，就会把任何一点勉强都读成征兆。为了对付这个，我定了个死规矩：迹象要连续两手才算，一手不算，算了也不算数。
转折点前面通常有一段特别顺的路。顺得让人放松，放松到不看牌靴只看纸。第 27 靴我就在那个顺段里加了注，加完第三手，路拐了，我还在按刚才的顺劲往下押。
有人说路子要天天画才准。这话反过来说更贴切：天天画，你才知道自己有多容易看错。我连画过两个月，回头一翻，一半的判断是错的。
这个问题我留给自己：如果那天我没换台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。这种假设永远验不了，可我每年都会在账本上把它写一遍，写完也不回答，写了六年还在写。